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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後山》・禾・第 56 篇

samingad1993 年 12 月 10 日

喊大聲

1993 年的禾 四十歲。房子蓋好了,起造人只寫得下陳秀禾。門口鋪滿都蘭的石頭。

第一次,她說要寫遺囑。第二次,她說錢要留著。

第三次,她有自己的地了。


電話是十一月底打來的。

新房子還沒裝電話,阿忠打到雜貨店。秀珠在樓下喊:「姊!阿忠!台北!」喊得整條路都聽得到。

禾從新房子騎車過去,走路要十分鐘,騎車兩分鐘。她拿起那支用橡皮筋綁著的話筒。

「十二月十號,」阿忠說,「人權日。第三次。」

禾沒有馬上回答。

「上次你說房子要蓋,」阿忠說,「房子蓋好了吧?」

「蓋好了。」

「那這次呢?」


那天晚上,禾坐在窗戶前面的地上,沒開燈。

嵐在桌子前面改作業,改完一本,翻下一本。紅筆在紙上沙沙響。

「阿忠打來。」禾說。

「我知道。秀珠說了。」

「他問我去不去。」

紅筆停了。


禾想的是那塊地。

三分多。一棵老芒果樹,一條小水溝,一排香蕉。一九八五年,十信擠兌那年,她把存款全部領出來,買林伯伯的地。所有權狀上只有一個名字,陳秀禾。

那是她用錢買的。

可是阿忠他們要喊的,是另一種地。是不用買的那種。是阿嬤的阿嬤在上面走過、種過、埋過人,後來忽然變成別人的那種。

「我有地了。」禾說,「我去喊還我土地,人家會不會說,你不是有了嗎?」


嵐把紅筆蓋起來。

「你那塊,是你自己買回來的。」她說,「本來就是你們的,為什麼要用買的?」

禾轉頭看她。

窗外很黑,都蘭山只剩一條線。

「你去。」嵐說,「這次你去。」

「那你一個人在這裡。」

「我一個人住過。」嵐說,「一九八〇年,我一個人坐金馬號來的。」


十二月九號晚上,嵐騎小綿羊載禾去火車站。

新的火車站在卑南遺址旁邊。月形石柱還在鐵絲網裡面,站在那裡,跟三千年前一樣。

南迴通車一年多了。從台東往西,鑽過一個又一個山洞,到枋寮,再往北。阿忠說,晚上上車,早上就到台北。

「以前要繞花蓮,」禾說,「要一整天。」

「現在幾個鐘頭。」嵐說。

她們站在月台上。旁邊有人,所以兩個人站得有一點距離。像姊妹,像朋友,像一個送另一個去台北的普通人。

火車進站了。

嵐沒有揮手。她把手放在外套口袋裡,口袋裡有那顆有白線的石頭。

禾從車窗看出去,看到她的手在口袋裡動了一下。


十號的台北很冷。

禾穿了兩件外套,還是冷。她跟著部落的人、跟著別的部落的人,站在大馬路上。前面有人拿麥克風,後面有人舉白布條。阿忠在前面跑來跑去,頭髮比上次少了一點。

五年前,第一次,她也在這裡。那一次她什麼都不懂,跟著喊,喊到喉嚨痛,晚上打公用電話回去,跟嵐說要寫遺囑。

這次她懂多一點了。

她知道有些地是買不回來的。她知道自己那張權狀很薄,薄到黃代書說「家裡的人如果要計較,這張紙也不是全部都算」。她知道那塊地上有一扇窗戶,窗戶是嵐的,可是地不是。

她把手舉起來,跟著大家喊。


喊的時候,她想到阿嬤。

阿嬤現在出門要抓著人的手臂了。去年動土那天,阿嬤坐在芒果樹下說「我等」。

她想到阿成。礦坑裡的阿成,報紙上寫「山胞」的阿成。小時候被她掛木牌的阿成。

她想到秀珠的女兒,在走廊上講族語,老師沒有罰她。

她喊得很大聲。比旁邊的人都大聲。

阿忠回頭看了她一眼,笑了。


晚上,遊行散了。

禾一個人走到路邊的公用電話亭,投了硬幣。

這是她第一次撥新房子的號碼。電話是十一月底才裝好的,號碼她背了三天,背得比身分證號碼還熟。

響兩聲,有人接。

「喂。」

是嵐的聲音。不是雜貨店,不是秀珠,不是媽媽。電話那一頭,只有嵐一個人,跟一扇窗戶,跟一棵芒果樹。

禾站在電話亭裡,忽然不知道要說什麼。


「是我。」她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嵐說,「還有誰會打來。」

禾笑了一下。

「上次阿忠說,」禾說,「叫我幫他們喊大聲一點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喊得很大聲。」

電話那邊安靜了一下。

「我知道。」嵐說,「我聽到了。」

「你又沒有在這裡。」

「我聽到了。」嵐又說了一次。


硬幣快用完了,話筒裡嘟嘟響。

「你在做什麼?」禾問。

「坐在窗戶前面。」嵐說,「看不到山,太黑了。可是我知道它在那裡。」

電話斷了。

禾把話筒掛回去,站在冷冷的台北街上,把兩隻手塞進外套口袋。

明天早上,她要坐南迴回去。鑽過一個又一個山洞,回到那塊地,回到那扇窗戶。

回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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