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後山》・嵐・第 37 篇
一句話
1989 年的嵐 第一次在辦公室說出心裡的話。寫信告訴媽媽,桌子是誰做的。
那天是禮拜五。
第四節下課,嵐回到辦公室,收音機開著。是周主任的收音機,平常只聽新聞跟平劇。
收音機說,今天上午,警方前往《自由時代》雜誌社拘提負責人鄭南榕,鄭南榕在雜誌社內引火自焚,不治身亡。
辦公室裡,正在吃便當的老師都停下來了。
嵐知道這個名字。
吳老師的先生寄來的那一包,有時候會夾著這本雜誌。封面的字很大,紅的、黑的。吳老師說,這本一直被查禁,查禁了就換一個名字再出。她先生是在路邊攤買的,用舊報紙包起來寄的。
嵐看過幾次。看完,放回書架最底層,用別的雜誌蓋起來。
去年年底,那本雜誌登了一份憲法,台灣共和國的憲法。後來報紙說,他被告叛亂。他說,國民黨只能抓到他的屍體,抓不到他的人。他把自己關在雜誌社裡,關了七十一天。
今天,他們去抓他了。
「瘋子。」教五年級的林老師說。
「這樣有什麼用?」另一個老師說,「燒死自己,國家就會變嗎?」
「他是要搞台獨。」林老師說,「搞台獨就是這樣,不要命。」
「他家裡的人怎麼辦?」
「所以說是瘋子。」
周主任沒有說話。他把收音機轉小了一點,可是沒有關掉。
嵐坐在自己的位子上,便當打開了,沒有吃。
她聽著那些話,一句一句從耳朵旁邊過去。瘋子。有什麼用。不要命。
九年了。這九年,辦公室裡講過很多這樣的話。陳文成的時候,江南的時候,美麗島的人判刑的時候。每一次,她都低著頭,改作業,吃便當,什麼都不說。
不說話,是她在這個辦公室裡活下來的方法。
「張老師,你覺得呢?」
是林老師在問她。
辦公室裡的人都看過來。
嵐放下筷子。
她本來要說,我不知道。她說過很多次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,是最安全的一句話。
可是她開口的時候,出來的不是那一句。
「他只是想說話。」她說。
辦公室安靜了。
林老師看著她,好像沒聽懂。
「他說,他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。」嵐說,「他沒有要殺誰。他只是想說話,說他想說的話。有人不讓他說。」
她的聲音很平。兩隻手在桌子底下,握得很緊。
「有些話,」她說,「不說出來,人會悶死的。」
沒有人接話。
林老師哼了一聲,低頭吃飯。其他人也低頭吃飯。
周主任看了她一眼。那一眼很長,嵐看不出來是什麼意思。
吳老師在她旁邊,把便當裡的一顆滷蛋夾到她的便當裡,什麼都沒說。
下午上課的時候,嵐的手一直在抖。
她在黑板上寫字,粉筆斷了兩次。學生在下面偷笑。她說,安靜。學生就安靜了。
她的字還是很直。橫是平的,直是正的。可是她知道,今天中午,有什麼東西歪掉了。
歪掉的那一塊,她不想把它扶回來。
放學的時候,周主任叫住她。
嵐跟著他走到走廊盡頭。她以為他要說,張老師,在學校不要談政治。
周主任站在窗戶旁邊,看著外面的操場。
「他爸爸,」周主任說,「也是從大陸來的。福州人。」
「嗯。」
「他是外省人的孩子。」周主任說,「跟我一樣,大陸有家。」
他停了一下。
「我去年回去了。」他說,「我娘早就不在了。墳在一個山坡上,墳頭的草比人還高。我跪在那裡,想跟她說話。說了一整個下午。說了三十九年沒說的話。」
他轉過頭看嵐。
「張老師,你說得對。」他說,「有些話,不說出來,人會悶死的。」
然後他就走了。
晚上,嵐跟禾說了。
禾在院子裡修媽媽的小綿羊,滿手黑油。聽完,她把扳手放下。
「你在辦公室說的?」
「嗯。」
「大家都在?」
「都在。」
禾看著她,好像第一次看到她。
「你不怕?」
「怕。」嵐說,「現在還在怕。」
那天晚上,電視一直在播。播雜誌社燒黑的門,播抬出來的擔架。播的人說,偏激份子。
禾關掉電視,上樓。
嵐坐在桌子前面,沒有寫日記,也沒有剪報。就是坐著。
「嵐。」
「嗯。」
「你今天說,有些話不說出來,人會悶死。」禾在床邊坐下,「那你呢?你有什麼話,不說出來會悶死的?」
嵐想了很久。
窗外,南王路上有機車騎過去。看山的小門開著,夜風吹進來,涼涼的。
「我想跟我媽媽說。」嵐說。
禾沒有動。
「說什麼?」
「說這張桌子,」嵐說,「是誰做的。」
四年前,嵐寫信給媽媽,說,有人做了一張桌子給我。
只有這樣。有人。沒有名字。
媽媽回信的時候,沒有問是誰。媽媽說,要好好用,不要放在太陽曬得到的地方,木頭會裂。
嵐拿出信紙。
她用右手寫。字很直。
媽:
那張桌子,是陳秀禾做的。桌面是芒果木,桌腳是她爸爸留下來的木頭。我每天在這張桌子上改作業,寫日記,寫信給您。
我跟她住在一起,九年了。我很好。
嵐
她寫完,放下筆。
禾站在她身後,看完了。看了兩次。
「九年,」禾說,「你只寫這樣?」
「這樣就夠了。」嵐說。
她把信紙折好,放進信封,寫上彰化的地址。
「我媽媽,」嵐說,「看得懂。」
那封信是禮拜一寄的。
嵐自己拿去郵局,自己投進綠色的郵筒。投進去的時候,她聽到信掉下去的聲音,很輕。
跟她八年前寄出去的那一封,一樣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