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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後山》・嵐・第 26 篇

lan.19551986 年 4 月 19 日

我是

1986 年的嵐 戶籍遷到南王,關係欄寫「寄居」。頭髮讓禾在院子裡剪,剪到耳下。

那本雜誌,是吳老師帶來的。

吳老師的先生在台北,每個月寄一包東西回台東,裡面有台北的報紙、雜誌、還有給孩子的漫畫。吳老師看完,就放在辦公室的書架上,誰要看誰拿。

那天是禮拜六中午,大家都走了。嵐留下來改考卷。改到一半,她起來倒水,經過書架,順手拿了最上面那一本。

是一本週刊。封面是一個女明星,穿著白色的洋裝,在笑。


嵐翻得很快。

政治新聞,她看標題就好。影劇新聞,她不看。有一篇講股票,有一篇講台北的房子越來越貴。

翻到後面,有一小篇。半頁而已,夾在一個廣告和一篇講算命的文章中間。

標題寫著:青年自曝同性戀身分 召開記者會

嵐的手停住了。


「同性戀」這三個字,嵐不是第一次看到。

去年開始,報紙上常常有。都是在講愛滋病。說美國有一種病,叫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,說得了會死,說沒有藥醫。說高危險群是同性戀者、吸毒者、娼妓。

同性戀這三個字,每次出現,旁邊都是:高危險群。傳染。隔離。死亡。

嵐每次看到,都把報紙翻過去。翻得很快,好像那幾個字會從紙上跳出來,黏在她手上。


這一篇不一樣。

這一篇裡,有一個人,自己說:我是。

文章很短。說台北有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,在一家速食店裡,自己找了記者,說他是同性戀。說他要做兩件事,一是防治愛滋病,二是爭取同性戀者的權利。

文章後面,記者寫了幾句評論。說此舉驚世駭俗,說社會恐難接受,說專家指出同性戀是一種心理偏差,可以治療。

嵐沒有看那幾句。

她一直在看前面那一句。他說,他是。


辦公室很安靜。

窗外,操場上有幾個高年級的男生在打球,球拍在地上的聲音,一下一下,很遠。

嵐坐在自己的位子上,把雜誌攤在考卷上面。

她讀了一遍。又讀了一遍。

讀到第三遍的時候,她聽見走廊上有腳步聲。

她把雜誌翻過去,翻到算命那一頁。


是周主任。

他探頭進來,看見嵐,說:「張老師還沒走?」

「改考卷。」

「辛苦了。」周主任看了一下她桌上,看到那本週刊,「吳老師的?」

「嗯。」

「她先生寄的那些,有的不太好。」周主任說,鄉音很重,「台北什麼都有。張老師看看就好。」

「我在看算命。」嵐說。

周主任笑了:「張老師也信這個?」

「看看而已。」

周主任點點頭,走了。腳步聲在走廊上越來越遠。

嵐把雜誌翻回去。


那天,她做了一件從來沒做過的事。

她把那一頁撕下來。

撕得很慢,很小心,沿著裝訂線,一點一點撕。撕下來以後,她把雜誌放回書架,放在最下面,壓在一疊舊的教學月刊底下。

那一頁,她摺成很小的一塊,放進襯衫的口袋裡。

騎車回南王的路上,她一直覺得口袋很燙。


晚上,關了店,嵐把那張紙拿給禾看。

禾坐在床上,就著檯燈,一個字一個字讀。有些字她不認識,問嵐。嵐就小聲唸給她聽。

讀完了,禾很久沒說話。

「二十八歲。」她說。

「嗯。」

「比我們小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他不怕嗎?」

嵐想了一下。

「他一定怕。」她說,「可是他還是說了。」


禾把那張紙放在膝蓋上,用手壓平。

「同、性、戀。」她一個字一個字唸,「這是在說我們嗎?」

嵐沒有回答。

她從來沒有想過要用一個詞來說她們。她們就是她們。嵐跟禾。住在雜貨店樓上。一起睡,天沒亮禾就下樓。小聲講話。工寮裡埋著一個鐵盒子。

這些事情,需要一個詞嗎?


「以前報紙上,」嵐說,「這三個字後面,都接著愛滋病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禾說,「電視也是。阿明說,他們糖廠的人在講,說那是美國的病,說同性戀的人都會得。」

「你怎麼想?」

「我沒什麼想。」禾說,「我們又沒去美國。」

嵐忍不住笑了一下。

「不是這樣。」她說,「那不是⋯⋯不是去不去美國的問題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禾說,「我在開玩笑。」


禾又看了一遍那張紙。

「他說他要爭取權利。」禾說,「什麼權利?」

「文章沒寫。」

「你覺得是什麼?」

嵐想了很久。

她想到那塊地。登記在禾一個人的名字。她想到戶口名簿上,她的那一欄寫著寄居。她想到爸爸中風的時候,醫院的護士問她,你是病人的什麼人?她說女兒。如果有一天,是禾躺在醫院裡,護士問她,你是病人的什麼人?

她要說什麼?

「很多。」嵐說,「很多權利。」


那天晚上,嵐睡不著。

她想到那個二十八歲的人,坐在台北的速食店裡,對著一群記者說話。燈光一閃一閃的。他說:我是。

她想,如果是她,她說得出來嗎?

她連在親戚面前,都要說自己有男朋友。


半夜,禾醒了,發現嵐睜著眼睛。

「還在想?」

「嗯。」

「想什麼?」

「想我說不出來。」嵐說,「如果是我,在那麼多人面前,我說不出來。」

禾翻過身來,面對她。黑暗裡,看不清楚彼此的臉。

「那就不要說。」禾說。

「可是他說了。」

「他說他的。」禾說,「他在台北,我們在台東。他二十八歲,你三十一歲。他是男的,你是女的。他說得出來,是他的事。」


「可是,」嵐說,「如果沒有人說,就永遠沒有人知道。」

禾沉默了很久。

「阿忠他們,」禾終於說,「在台北說我們是原住民。說了很多次,報紙才開始寫。報紙開始寫,大家才開始說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要很多人說。」禾說,「一個人說,沒有用。要很多人,說很多次。」

嵐在黑暗裡看著她。

「那第一個說的人呢?」

「第一個說的人,」禾說,「最辛苦。」


隔天早上,嵐起床的時候,禾已經下樓了。

桌上放著那張雜誌的紙,壓在一個空的玻璃杯底下。旁邊多了一張紙條,是禾的字,歪歪扭扭的:

放盒子。

嵐看著那兩個字,看了很久。

那個禮拜天,她們又去了一次工寮。

鐵盒子打開,剪報簿拿出來。嵐翻到最後一頁,把那張紙夾進去。

剪報簿已經很厚了。美麗島、陳文成、江南。注音寫的「回來」。一頭用紅線綁起來的頭髮。四百格的原住民。

現在多了一張。上面有兩個字:我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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