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潮間》・嶼・第 12 篇
二十七通
跨年那天,澗加班。
報關行的年底是另一種戰場。她說十二月三十一號的單子特別多,因為有人要趕在年度結束前報完,有人要趕關稅,有人只是習慣把所有的事情拖到最後一天。她早上七點出門,出門前站在床邊,彎腰在我耳朵旁邊說:「我大概十一點才會到家,晚餐妳自己吃。」
我半睡半醒地說好。
她又說:「要出門的話跟我說一聲。」
我把臉埋進枕頭裡,說好。
我聽見她在門口換鞋,鎖門。鎖兩次,拉一下。
搬來第十九天。我已經記住她鎖門的聲音了。
下午三點,Phoebe 傳訊息來。
Phoebe 是寄宿學校的室友,香港人,比我大一屆,現在在台北一間設計公司上班。我們一年聯絡兩次,每次都是她找我。
「今晚信義區有個 party,都是以前學校的人,妳來啦。」
我看著那則訊息。以前學校的人。十三歲到二十二歲,我的整段人生都在那裡面。那些人知道我在聖誕節一個人留在宿舍是什麼樣子,知道我用英文罵髒話的口音,知道我畢業典禮那天家裡沒有人來。
我在澗的屋子裡,坐在她的沙發上,蓋著她的毯子。外面在下毛毛雨,打在鐵皮上,很輕。
我想出去。
不是因為不想待在這裡。是因為這裡太好了,好到我開始覺得喘不過氣。十九天,每天晚上她的手都放在我的腰上。每天早上她都在我耳朵旁邊說話。她把我喝的珍奶記在冰箱上的便條紙,旁邊寫著「半糖少冰」,字很工整,像報關單。
我需要去一個沒有人知道我喝半糖少冰的地方,待幾個小時。
「好。」我回 Phoebe。
我換了衣服,那件大兩號的黑西裝外套。出門前,我拿起手機,打開跟澗的對話框。
我打了「我去台北」,看著那四個字。
然後我想,她在上班,很忙。她十一點才會回來,我十一點前回來就好了。說了,她會問跟誰,會問幾點回來,會說「到了跟我說」,會在上班的時候一直看手機。
我把那四個字刪掉了。
我跟自己說,這是為了她好。
Party 在一間頂樓酒吧,看得到 101。
都是熟面孔,又都有點陌生。大家講英文,講廣東話,講倫敦的天氣和哪個同學結婚了。有人問我現在在幹嘛,我說在基隆開公仔店,他們笑,以為我在開玩笑。
「Seriously? 基隆?」
「Seriously.」
我喝了很多。我很會在這種場合喝很多,很會笑,很會讓每個人覺得我很好相處。這是寄宿學校教我的第一件事:先讓大家喜歡你,大家喜歡你,就不會有人問你真正的事。
我的手機在外套口袋裡,靜音。我從來不開聲音。
十一點,有人說要去看煙火。我們擠到陽台上,所有人都在倒數。
十、九、八——
我想到澗。她現在應該到家了。她一個人在頂樓,那裡看不到 101,只看得到港,港邊的船會在零點鳴笛。她說過,每年跨年,所有的船會一起鳴笛,很大聲,整個港都在震。
三、二、一。
煙火炸開。所有人都在尖叫,抱來抱去。Phoebe 抱住我,在我耳朵旁邊大喊 Happy New Year。
我站在那裡,突然很想聽船的笛聲。
最後一班回基隆的區間車是十二點多。我錯過了。
我知道我錯過了。我在十二點十分的時候看了一眼時間,然後 Phoebe 說續攤,我說好。我沒有拿出手機。我只看了手錶。
我很清楚我為什麼不拿出手機。
只要不打開,那件事就還沒發生。
三點四十分,計程車停在澗家樓下。
車資一千二。司機說跨年加成。我付了錢,站在樓下,抬頭。
頂樓的燈亮著。
我在那裡站了很久。久到感應燈熄掉,我在黑暗裡站著,冷風從港邊吹上來,我的外套太大了,風從領口灌進去。
然後我拿出手機。
螢幕上寫著:未接來電(27)。
二十七。
我盯著那個數字,全身的血好像一下子往下沉。
十月那天,我從家宴走出來,回到店裡,手機上也是這個數字。二十七通,我爸的秘書、我媽、我爸。那天我把手機翻面,放了整整一個禮拜。
我的手指在發抖。我分不清楚是冷,還是別的。
我爬了五層樓,再半層。每一層的燈亮起來,又在我後面暗掉。
門沒有鎖。
她坐在沙發上。不是躺著,是坐著,背挺得很直,手放在膝蓋上,像那時候在我店裡一樣。她還穿著上班的襯衫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顆。桌上有兩碗泡麵,一碗是空的,一碗沒有開過。
她看著我,沒有站起來。
「妳回來了。」她說。
聲音很平。平到我不知道底下是什麼。
「嗯。」我說,「我去台北,Phoebe——以前的室友,她找我去跨年,我錯過末班車了。」
「妳去台北。」
「嗯。」
「幾點出門的?」
「……五點多。」
她點點頭。很慢地點頭,像在核對一個數字。
「我十點四十到家,」她說,「妳不在。我想說妳在店裡。我打給妳,妳沒接。我傳訊息,沒有已讀。十一點半,我走到妳店裡,鐵門拉著,燈是暗的——半熊的燈也是暗的,妳那天沒開。」
我想起來了。搬走後第三天,我回去拿東西,順手把那個燈關了。我覺得,反正以後晚上也不會有人在那裡了。
「十二點,船在叫,」她說,「我站在妳店門口。」
「澗——」
「然後我去港邊。我去學姊那裡,學姊說沒看到妳。我回來,我想說妳可能在路上,手機沒電。我坐在這裡。」
她一直沒有提高聲音。她說每一句話都很清楚,像在唸一份報告,時間、地點、經過。
「三點的時候,」她說,「我開始想,要不要報警。」
我應該道歉。
我知道我應該道歉。我站在門口,外套還沒脫,我腦袋裡知道正確的句子是什麼:對不起,我應該跟妳說,我錯了。
可是我看著她。看著她挺得很直的背,扣到最上面的扣子,桌上那碗沒開的泡麵——她連我的份都泡好了,等我回來吃,然後泡麵就放到現在。
我覺得喘不過氣。
我想到那個落地窗。想到秘書的 email,「董事長請您落地後直接回家」。想到舍監站在門口,問我這個週末去哪裡,要填表,要簽名,要寫幾點回來。想到二十七通未接來電。
「妳打了二十七通。」我說。
她沒說話。
「二十七通,澗。」我的聲音開始變高,我控制不住,「妳知道上一次有人打給我二十七通是什麼時候嗎?是我爸。是我從家宴走出來,他叫秘書一直打、一直打,打到我手機沒電。」
她的臉動了一下。
「我只是出去幾個小時,」我說,「我又不是妳的貨櫃,妳要不要乾脆在我身上裝一個 GPS?妳要不要每個小時幫我報關一次?」
說完的那一瞬間,我就知道我說錯了。
可是我停不下來。
「我十三歲就一個人飛倫敦,」我說,「那時候沒有人問我到了沒。我活得好好的。我不需要有人在家裡等我,等到三點,等到要報警。」
她站起來了。
她站起來的時候很慢。她走到桌子旁邊,把那碗沒開的泡麵拿起來,走到廚房,掀開蓋子,倒進水槽。
麵已經泡爛了,整坨的,掉進水槽裡發出很悶的聲音。
她背對著我,打開水龍頭,把碗洗乾淨,擦乾,放回櫃子裡。
然後她轉過來。
「他們不問,」她說,「不是因為妳不用被問。」
我說不出話。
「是他們不在乎。」
她的聲音終於破了一點點。很小的一個裂縫,像玻璃杯上一條看不太出來的紋。
「我不是要當妳爸。」她說,「我也不是要管妳去哪裡。妳要去台北、去倫敦、去哪裡都可以。妳只要跟我說一聲。一個字就好。『台北』。兩個字就好。」
她吸了一口氣。
「上一個,」她說,「一月的時候傳了一句『晚點跟妳說』。然後她就沒有再說過了。沒有說分手,什麼都沒有。我是在 IG 上看到她去墾丁,才知道。」
我不知道這件事。
九月那天晚上,她問我前任的事,我傳了一張天婦羅的照片給她。我從來沒有問過她的。
「我今天晚上,」她說,「每一分鐘都在想,妳是不是也去墾丁了。」
我應該走過去。
我知道。我的身體知道。我可以走過去,像十二月那天晚上在洗手台前面一樣,抓住她的襯衫。我可以說對不起。我可以說我不會去墾丁。
可是她在看我。她的眼睛紅了,可是沒有哭,一直看著我,在等。
她在等我說出來。
她每一次都在等我說出來。
我受不了了。我受不了這個房間,受不了冰箱上那張寫著半糖少冰的便條紙,受不了洗手台上那兩支牙刷,受不了她把手放在我腰上,每天晚上,確認我還在。
我受不了被這樣用力地看著。
「我今天不想講。」我說。
她的臉一下子白了。
「我回店裡睡。」
「嶼——」
「我會回來。」我說,「我只是今天不想在這裡。」
我轉身,開門。我聽見她在後面站起來,往前走了一步,然後停下來。
她沒有追上來。
她讓我走了。
我走了二十分鐘,走到店門口。凌晨四點多,愛四路一個人都沒有,只有廟口那邊收攤的阿姨在沖地板。
我拉開鐵門,進去,摸黑走到後面,躺在那張小床上。
小床很冷。十九天沒有人睡,棉被是濕的,有一股霉味。
我躺著,看著天花板。沒有腳的狗還在那裡,在黑暗裡只看得到一團比較深的影子。
我以為我會鬆一口氣。
以前都是這樣。走出來的那一刻,空氣就夠了,房間就變大了,我就可以呼吸了。前面五個,每一次都是這樣,我走出門,就覺得自由。
我躺在那裡,等那種感覺。
它沒有來。
我只覺得冷。我的腰上空空的,那個地方,十九天來每天晚上都有一隻手放著,現在什麼都沒有。我把自己的手放上去,放在同一個位置。
不一樣。
手機在口袋裡亮了一下。
我沒有拿出來。我盯著口袋透出來的那一點光,等它暗掉。
它暗掉了。
過了五分鐘,我還是拿出來了。
我沒有打開對話框。我只看通知欄,看那些被截斷的字。
最上面那一則,是她剛剛傳的。
「我不會再打了。」
下面一則:
「我只是要知道妳到了。」
我看著那兩行字。我想起十月那天,她傳了四則訊息,最後一則是「一個字也可以」。
她又把門檻放到地上了。
她剛剛被我說成是貨櫃、是 GPS、是我爸,她把泡爛的泡麵倒掉,把碗洗乾淨,然後她坐下來,打了這兩行字。
我按開對話框。
已讀。
我打了:「到了。」
傳出去以後,我把手機放在胸口,螢幕朝下。
這次我沒有翻面。
我等著。等她回「好」,或是回什麼都好。
四點五十二分,手機在我胸口震了一下。
我沒有馬上看。我閉著眼睛,感覺那一下震動,從胸骨一直傳到背後,傳到腰上那個空空的地方。
外面,有一艘船在港口鳴了一聲笛,很低,很長。
新的一年,第一天。我在一張很冷的小床上,抱著手機,第一次希望有人來找我。